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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兩會律師發聲 開出法治建設“良方”

    來源:四川法治報  作者:未知  時間:2020-05-16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2019年,“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成都國際仲裁中心”“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調解(西南)中心”和“一帶一路中心外國法查明(西南)中心”相繼落戶成都,為成都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加注了國際化的動力。在成都以建設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城市、實現新時代“三步走”戰略目標,加快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美麗宜居公園城市、國際門戶樞紐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的背景下,全市律師隊伍中的143名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認真履職,為法治成都建設貢獻他們的專業力量。


    (四川法治報)記者從成都市律師協會了解到,截至2019年底,全市律師中擔任“兩代表一委員”的共有143人,其中全國人大代表1名,全國政協委員1名,省人大代表6名,省政協委員10名,市人大代表14名,市政協委員17名,區(縣)人大代表20名,區(縣)政協委員63名,各級黨代表11人。


    2020年成都兩會期間,多名律師界的成都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圍繞法治成都建設,提出了許多議案、提案、建議。本報(四川法治報)記者近日連線其中的幾名代表委員,聽聽他們為法治成都建設開出的“良方”。


    自2017年最高法和司法部在8個省市開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以下簡稱刑辯全覆蓋)試點工作以來,成都市作為首批試點地區,建立大數據平臺,不斷探索刑辯全覆蓋的有效途徑,取得了豐富的實踐成果。針對成都市刑辯全覆蓋工作中的重點、難點問題,成都市政協委員、市律協會長王宗旗提出了自己的對策和建議。“成都市現有1.5萬余名執業律師,其中獲得首批刑事專業律師認證的只有58名,且存在中心城區、遠郊區縣分布不均,專業水平參差不齊的現實問題。”王宗旗建議,在成都市相關大數據分析基礎上,建立全市刑事律師庫,進一步細化和區分入庫律師的執業年限、辦理案件數量、經驗、性別、分布地區等,初步解決刑事律師“從哪里來”“來多少”“到哪里去”等問題。


    此外,應當進一步明確刑辯全覆蓋適用的階段及其范圍。例如,廣義的刑辯全覆蓋應當包含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各階段,要實現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各階段刑辯全面覆蓋。他建議,在法律援助層面,應進一步明確并擴大援助條件與范圍,賦予值班律師包括“閱卷權”“會見權”在內的更多執業權利,明確值班律師的“準辯護人”身份,以更好實現辯護的有效性。


    成都市政協委員、市律協副會長王春生經過在全國各地調研和總結,結合成渝一體化、雙城經濟圈的發展趨勢,帶來了關于完善破產審判配套機制的提案。“成都現有的府院協調更多是體現在個案辦理中,需要進一步建立有效的府院協調機制。”王春生建議,由成都市政府聯合成都中院建立市級破產案件府院協調會議機制,每季度首月定期召開府院聯席會議,通報破產企業處置工作相關情況,協調解決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同時,區(縣)政府也應與基層法院對應建立府院協調機制,在全市范圍內形成破產案件協同處置的統一標準。


    此外,針對市內有重大影響力或復雜疑難的破產案件,還可成立專案協調小組,共同推進破產案件相關工作。通過設立破產公益基金,在無產可破案件中對已履職管理人實際發生的破產費用進行支付或補償,提升全市破產管理人辦理無產可破案件的積極性,助推出清“僵尸企業”、優化供給側改革。他還建議,盡快申請在成都市設立破產法庭,對成都市內的強制清算案件及破產案件進行集中管轄,從而合理配置全市破產審判資源,最大限度發揮府院協調機制的作用,提高成都市破產審判專業化水平,助力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推動成都經濟高質量發展。


    “從法律制度來看,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對食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作出了明確的禁止性規定,對食用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即“三有”野生動物)和其他非保護類陸生野生動物并未禁止,這對公共衛生安全是一個潛在風險。”為確保決定在成都市得到有力有效貫徹執行,成都市人大代表李大福建議,市人大常委會聽取和審議市政府關于貫徹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情況的報告,加強野生動物保護的執法力度,依法從嚴從快從重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


    李大福還建議,根據地方特點明確野生動物禁食種類,針對成都市野生動物保護工作實際情況,應細化野生動物保護范圍、增加野生動物保護種類。此外,對現有存欄全部蛇類和部分獸類可轉為藥用,對部分禽類養殖單位,根據不同的存欄種類,通過納入家禽管理、轉為觀賞類等進行消減,減輕養殖單位損失。


    成都市政協委員王勁夫帶來了多條建議,其中包括《關于建立訴源治理專項經費保障機制建議》。“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主要困難在于訴源治理工作缺乏專項經費支撐,與訴訟機制尚未有效銜接,沒有形成梯次分明、銜接得當的矛盾糾紛化解供應鏈條,沒有成為當事人的首選”。王勁夫說,一方面,建設“和合智解”e調解平臺、訴非對接中心、發放特邀調解員個案補貼等方面沒有專項經費保障,在人員、設備、場所保障等方面存在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全市專業調解、行業調解、律師調解等由于沒有相關收費機制,制約了行業調解專業調解的發展。


    為促進全市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可持續化發展,完善并深化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增添和釋放該項機制的活力,努力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王勁夫建議,建立訴源專項經費保障機制,將訴源治理經費納入各級財政的專項經費預算,各級政府可通過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吸納調解、仲裁、公證、律師等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訴源治理;探索建立以“低價、有償”為原則的專業調解收費機制,收費考量市場化與公益性,真正將非訴訟解決機制挺在前面


    成都市政協常委、市律協副監事長蒲虎今年帶來了《關于防止在校未成年學生被性侵害的建議》。“由于在校未成年學生年齡小,身體和心理都處在成長發育階段,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較弱,針對未成年學生性侵害事件時有發生,對未成年學生身體和心理造成嚴重傷害。”蒲虎建議,建立健全性侵未成年學生案件巡查發現機制,由學校所在轄區派出所或者檢察機關在學校設立專門的信箱和郵箱,直接由司法機關第一時間掌握性侵未成年學生的第一手資料,第一時間調查處理,避免學校因顧慮太多隱瞞或者貽誤查處時機,對有案不立、有案不查等現象嚴肅追責。


    此外,學校要定期對教職員工進行法治教育,要嚴格限制教職員工與學生單獨相處的時間和地點。要改進學校性教育現狀,讓學生對性侵害的危害、什么樣的行為涉嫌性侵害有明確的認識,教會學生面對可能的性侵害時如何保護自己。同時,學校要定期與家長或者監護人聯系,溝通相關情況,督促家長和監護人與孩子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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